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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美国专题之中国:对美三大判断两手准备  

2016-10-04 21:07:33|  分类: 军事课题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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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周鑫宇

     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新的阶段。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,转向全面应对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。相应地,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也应该有新的思路。

目前来看,中国对美国的认识还受到某些惯性思维的影响。一些人相信,中美关系的冲突是必然的,美帝忘我之心不死,是横亘在中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路上绕不过去的巨大障碍。另一些人认为,美国政治就是金钱政治,唯商业利益是图,因而谁当美国总统都得和中国搞好。中国靠经济合作就能走遍天下,和平崛起。

这些简单化的、从过去的经验或者书本中形成的认识,在中国的社会阶层中普遍存在,有时甚至形成尖锐的、情绪化的对立意见。但实际上都没有脱离低层次的战略思维。

中美力量对比仍有变数

要搞好新阶段的中美关系,中国首先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美国形成更为明确的判断。这些重大的判断包括:

第一,中国的国家目标并不是超越或打败美国。中国的根本国家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建立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国家,并对世界的发展再次做出历史性的贡献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,中国可能在经济总量甚至综合国力上超越美国。美国也可能通过新的改革和创新,继续在某些方面长期领先中国。中国在实现复兴目标的同时,中美的力量对比可能出现各种局面,两者并没有因果或前提关系。


8月16日,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轨道成功发射量子通信卫星的国家。


这一点判断可以得到一个宏观历史趋势的支撑,即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。这是工业革命以来大大加速、并未见衰退的历史趋势。在蛋糕持续做大的条件下,无论是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、还是国内社会的利益分配,都不可用静止、零和的眼光去看待——这必然导向冲突的逻辑。这是现实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家,未能预见到现代国际政治,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治改良空间的一大原因。这也是美国敢于建立开放的国际秩序,对国家间的发展竞争保持自信的原因。

因而,中国的崛起确实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历史大环境中。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与美国的长期共存、合作和良性竞争,可能成为中国不断改革和发展的外部动力。相反,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全面的恶性对抗,中国的发展则必然面临恶劣的外部环境。


已开始准备中国的经济超越

第二,美国没有绝对的能力和意志阻遏中国的崛起。美国是否会竭尽全力阻止中国在力量上超越美国?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判断。但本文的分析表明,美国在国内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,这两项核心国家国家利益不受到根本挑战的情况下,可能没有意志和能力展开对中国的全面对抗。

在可以预计的将来,中国都不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 。此外中国和战后日本、欧洲一样,积极融入现行国际秩序。对于这样的对手,美国依照其外交传统,很难凝聚起国内共识,像当年对抗欧洲殖民帝国、德日法西斯、苏东集团和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一样,直接对中国予以武力压制。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,是全球货物贸易的中心,可以说已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网络的一大枢纽。美国也不能通过封锁、孤立和经济制裁等手段,遏阻中国的崛起。


6月7日,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京举行,数百位来自不同机构的美中官员参加。


当然,毋庸置疑,美国非常乐于保持近百年来凌驾于其他一切国家之上的实力优势。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目前主要是内向型的,试图通过激发国内的改革和创新,实现新的领先性的发展,外交手段也为内部的发展服务。此外,美国可能也乐于见到中国因为某种原因崛起失败、或者遭到重大的挫折,并通过有限的投入下为此创造条件,但并没有必然的把握和不顾一切的决心。

另外,中国如果出现重大的倒退和混乱,对美国也是不利的。最具有风险但是值得一试的预测是:如果上述情况没有出现,美国可能会不得不面对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,并在外交上为此做出适应性的调整,在新的、不那么有利的力量结构中,最大程度保护美国的利益和发展的潜能。美国对这方面的准备,实际上已经在其国内战略思想界展开了。


第二手准备,全面冲突的颠覆

第三,中美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。如果中美挑战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,则不排除走向冷战式的全面对抗。

在那种情况下,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政治现实,和本文所分析的战略逻辑都会出现颠覆。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国内安全和自由国际秩序。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则可以总结为三点:国内安全,即领土安全、主权完整和国内政治稳定等;发展空间,其核心是开放、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;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,即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牺牲政治和外交自主性,换得美国的容纳。

对照中美两国的核心国家利益,既有冲突性,也有共融性。中美都共同拥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,并将其视为本国发展和繁荣的基本保障。冲突性则表现在:美国长期干涉中国的国内安全问题,让中国感觉到根本性的威胁;美国则怀疑中国有颠覆自由国际秩序的可能。这些问题影响到中美的根本战略互信。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战略走向。

基于上述重大观点,我们才可以判断中美确实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。反对中美新型关系的观点,实际上都源于在上述问题上有着相反的认识。基于这些判断,我们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中的议题有更清晰的理解。


7月14日,里根号航母搭载的VFA 27“皇家战锤”中队进行指挥官更换,新老指挥官驾机升空,在无线电中宣读命令,完成指挥权交接,这是美国海军的传统。


比如南海问题,美国南海政策的焦点集中在航行自由问题上。南海的航行自由在美国的逻辑中代表了亚洲秩序的开放和自由,美国担心中国要把美国力量赶出亚洲,或者在这一关键地区建立非美国式的国际秩序,这反映出其一贯的核心利益底线。美国不惜以舰机巡航等强硬方式,彰显其维护地区自由秩序的决心。相比之下,美国对于南海地区领土争端的介入反倒是干扰性的,基本上采取隐身幕后的姿态,态度暧昧、甚至前后不一。这是美国羁绊战略的典型特征。因而,在南海问题上,区分航行自由问题和岛屿争端问题,辨识美国的防范战略和羁绊战略,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。一味把美国在南海、东海上的表现视为封锁和扼杀中国,或者帝国主义式的耀武扬威,是不利于中国做出最优的战略反应的。

又比如国际制度的改革问题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(TTP),以及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(TTIP),表现了美国对当前国际秩序的改革愿望。按照所谓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理论,会以为守成大国是要捍卫现行秩序的,而新兴大国则对现行秩序有修正主义的倾向。但是显然,美国和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改变现有秩序的需要,同时又在维持现有秩序的根本原则上有共识,比如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开放性和自由贸易等。

美国想要通过改变规则,为其重新获得发展的制度性优势。中国则希望国际秩序体现新的力量对比,同时改善原有国际制度的缺陷和失灵。只要双方都没有对国际秩序本身有颠覆性或否定性的意图,那么中美竞相创立新的国际制度就会总体趋向于良性竞争,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不会产生“两个世界”或者“两种秩序”,也不会触犯各自的根本国家利益底线。


周鑫宇

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,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秘书长,中国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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